2017:亚洲发展阻力何在
2017-03-09 15:24:15
2017:亚洲发展阻力何在(2017.03.09)

[摘要]特朗普赢得选举后,美元逐渐走强,国际贸易增速因此放缓。亚洲出口商面临的两难困境就在于此,由于竞争挤压了出口贸易的利润,而本地货币贬值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出口利润下降、进口成本上升。而且,随着较大新兴经济体开始提升其生产力和竞争力,将会造成较小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空心化,从而演变出更多的贸易壁垒。眼下,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都面临贸易下滑、国际收支盈余减少、发展缓慢以及外汇储备损失等问题,对此,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克服阻碍发展的精神性和制度性障碍。

  (世经评论·北京)一个世纪以前,1917年俄国革命标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成为20世纪进入全新意识形态的转折点。20年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十年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更准确地说是北太平洋金融危机)。那么在2017年,是否会有另外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等待着我们,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回顾历史,美元串联起了四大事件。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近乎击垮了大英帝国,此后美元相较于英镑逐渐显现其优势;近3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美元地位也就此奠定。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爆发的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也都与美元走强密不可分。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究其根本,问题出在美国未对滥用金融衍生品、采取高杠杆的抵押贷款市场加以监管上。到了2008年,当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时,美元的角色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正是美联储与五大主要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才得以抑制住全球危机的蔓延。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全球经济事务的一大分水岭。许多人认为令美国、欧洲身受重创的危机,将推动新兴市场尤其是金砖五国的崛起。起初,得益于2009年中国投资热潮的兴起,新兴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生产国得到飞速发展。然而当中国为修正2014年出现的过度信贷问题而放缓步调,大宗商品价格随即崩溃。眼下,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都面临贸易下滑、国际收支盈余减少、发展缓慢以及外汇储备损失。
  
  2016年11月,当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美元再次“发飙”。资金由新兴市场流出,令几乎所有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都面临巨大贬值压力。
  
  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在最近一次的亚洲经济回顾上指出,全球贸易放缓可能是结构性的,新兴市场需要重新思考其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新兴市场货币竞争性贬值或将弄巧成拙,因为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最新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与汇率升值呈正相关,尤其对于新兴市场而言。
  
  这个问题并不在于新兴经济体增长太慢、货币太弱,而是美元太强。2016年4月国际清算银行三年举行一次的外汇调查显示,美元依旧保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的全球外汇交易量占到44%。调查还显示,新兴市场货币尤其是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日元的交易量显著上升,但对美元的交易量依旧占据主导。美国经济的复苏印证了那句老话:改革最快的往往也是危机后恢复最早的。2007年是前一次危机爆发十年,市场对欧洲和日本结构性改革的怀疑仍然存在,然而许多亚洲经济体因缺乏改革进程,限制了其应对美元强势回归的能力。
  
  美元变强之所以导致国际贸易放缓,是因为贸易以美元计值,任何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就会放大货币信用利差,使得贸易越来越昂贵。此外,新的银行改革限制了美国和欧洲银行做市商的外汇业务,使得离岸美元较在岸美元更昂贵。
  
  亚洲出口商面临的两难困境就在于此。由于竞争挤压了出口贸易的利润,而本地货币贬值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出口利润下降、进口成本上升。眼下显而易见的策略,是正如鲍威尔所建议的那样转向国内消费,然而许多小的亚洲经济体并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此外,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开始提升其生产力和竞争力,较小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将会发现它们的制造业部门空心化。如此一来,便会导致各个国家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本控制来保护本国经济,从而演变出更多的贸易壁垒的风险。
  
  国际贸易是无法通过特朗普公开反对且自身难保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得到改善的。由中国领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旨在促进东盟自由贸易区六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出承诺,但仍需要时间来达成协议。正如中国古话所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颇为讽刺的是,得益于储蓄盈余,亚洲依旧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地区,但这些储蓄越来越多地转换成了美元,而不是进入亚洲经济体来维持亚洲发展势头。这就回避了实质性问题,即亚洲金融中心能否成为亚洲储蓄用于亚洲内部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枢纽,而不是成为华尔街和伦敦的附属中心。
  
  随着美国和欧洲银行在新风险监管制度的重压下开始撤回本土市场,亚洲金融机构并没有完全做好填补这个空缺的准备,部分原因也是拜该新出台的风险监管所赐。亚洲监管者认为这些国际制度削弱了其经济增长需求。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正如新制度所体现的,规避风险就是害怕发展。
  
  换句话说,亚洲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克服阻碍发展的精神性和制度性障碍。当越来越多的亚洲人需要更快地发展时,没有发展将带来更大的风险。是时候做出艰难的抉择了。

(第一财经,沈联涛)   
作者:沈联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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