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韩贸易转型升级之路
2016-01-28 14:53:11

日本:雁行模式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而第一次石油危机,国内市场饱和、劳动力供给紧张,工资上涨过快等因素促使日本经济的外向型转型。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价格优势丧失给日本外贸出口带来巨大压力;90年代后,面对全球化竞争,国际间技术转移速度加快、水平分工盛行,日本的经济改革和调整面临着巨大压力。日本的产业升级和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雁行理论和赶超模式。东亚地区这类后起工业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转移方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称为“雁行模式”。日本通过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使产业结构由单一化、低级化,向多样化、高级化演进。通过动态的学习过程,发挥后发优势,从最初接受转移,到向外转移和出口,日本经济实现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的赶超发展,实现了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演进。通过吸引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承接海外产业转移,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电子设备和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纺织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跨越升级。

第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海外生产。二战后,日本每一轮大的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都伴随着产业的海外转移。1985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生产成本上涨,对日本出口导向型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导致日本制造业大量对外投资转移,海外生产逐渐代替国内生产,加速国内产业的衰退,进而改变了日本的进出口结构。20世纪90年代起,以日本纺织行业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电子设备组装工厂等开始转移到中国、印尼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代工产业依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随后的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研发、开发在日本,生产在海外的分工格局。日本企业的“走出去”从最初追逐廉价劳动力,发展为市场导向型,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机遇,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头雁。

第三,产业多极化,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需求强劲,汽车和电子行业快速发展,主导了日本经济的成长。然而,这样的产业结构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十分脆弱。进入21世纪,日本致力于构建国际协调型产业结构,由外需主导型转为内需主导型,将过去以汽车、电子产业为主轴的“一级集中型”向新兴产业和潜在增长产业共同发展的“多极型”产业结构转移,缩小贸易顺差;加强第三产业发展,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日本经济的双重引擎,培育知识集约型和服务集约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当前,日本以“世界创造中心”自居,希望成为世界新产业的技术领导者。

新加坡:向服务贸易转型

新加坡从小小岛国发展为全球第一大货运码头,第三大外汇交易市场的繁荣城市国家,其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调整经历了从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到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80年后,劳动力紧缺、工资成本上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凸显,新加坡进行了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全球化视野下的“区域总部”战略定位,加强大型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逐渐利用电子信息、IT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强的特点,与发达国家进行水平分工,促使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层次的水平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超过70%。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开始了全面的产业转型,启动创新驱动型经济战略,发展以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主导产业,加速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由制造业基地向研发中心、区域总部的转变。

新加坡通过良好的吸引外资政策和配套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了大型跨国公司在本土生产和发展的稳定;并推出了商业总部计划,奖励并协助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或企业,将其技术扩展至本地区,提供商业、技术和专业服务,走商业区域化、国际化的道路;加强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广泛研发合作,逐渐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大力培育本国企业的全球观,鼓励本地企业向国外发展。

发挥区位优势,建设“复合型”区域经济中心。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重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用于应对全民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压力等危机。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及资源禀赋,新加坡着力发展炼油业,到70年代末,新加坡已经拥有荷兰壳牌、美孚石油、埃索石油、新加坡炼油公司等四座炼油厂,成为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自由贸易政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新加坡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和物资集散中心。90年代后,新加坡依托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拥有在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行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将单一的转口贸易港口,建设成为了东南亚重要的金融中心、运输中心、世界电子产品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复合型中心”成为新加坡这一城市国家发展的最鲜明特色。

加大研发投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研发和知识密集产业的投入,提高国际竞争力。新加坡政府重视增加研发投入,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革新的同时,开拓前沿产业,通过经济全球化,带动企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研发和创新。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提出向“知识型产业枢纽”转变的口号,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把制造业从下游产品生产环节提升至研发、设计环节,成为新产品的开发者;鼓励个人到海外投资,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扩大经济腹地。另一方面,促进创意产业发展,加强对生物医药、信息产业等高级技术产业的基础研究。数据显示,最近10年新加坡逐步加大了研发投入,其研发经费支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般发达国家标准。

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新加坡人稠地狭,自然资源匮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推行“人才立国”,把人才战略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了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新加坡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合作,成立了德新学院、法新学院、日新学院等培训机构,保证其在机器人技术、工厂自动化、制造业技术、计算机硬件及软件、计算机数控技术等行业的发展。新加坡还积极与海外高校合作培养国际商业人才;通过推出一系列吸引外籍人才在新加坡定居的计划,吸引海外人才。

有特色的经济园区制度。在吸引外资、人才培养和企业培育、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新加坡通过经济园区制度发展制造业是其特色的政策措施。新加坡经济园区包括综合型园区、科学园、商业园区、物流园区和特殊园区等。经济园区内,监管机构间协作,监管内部流程简化,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极低,给予外国投资者优惠的投资政策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形成信息共享,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园区内也形成良好的规模经济与经济发展空间。

韩国:企业集团化

韩国自60年代初开始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型,是日本成熟产业的承接者;在七八十年代实行重工业化和高新技术化。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并通过产业升级增强了出口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部分产业和生产技术向其他东南亚地国家转移,韩国标准化、低附加值产品遭到中国与东盟国家更为低廉产品的竞争,同时韩国也面临工资上升成本增加、产品竞争力下降问题,韩国适时进行了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

首先,注重政府强有力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结合。韩国政府以大规模直接投资或信贷担保的方式,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在较短时间里,快速组建大企业集团规模经营,培育和扶持大企业打入国际市场。通过审批、土地使用、税收、融资等补贴和优惠措施,大大降低了企业创立和经营成本,促成产业集聚,形成了韩国六大区域性产业带,其中首都圈产业带定位于全球知识经济产品和零部件供应的中心。

其次,大型企业集团迅速成长,是韩国经济发展区别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显著特征。20世纪70年代起,韩国政府采取各种财政、信贷、贸易等优惠措施,扶持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促成以三星集团、SK集团、大韩航空、大宇集团为代表的一批跨国公司巨头。大型企业集团的迅速成长,减少了资本的分散性和不节约性,提高了资本集中度,使韩国产品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大垄断企业的对内垄断和对外向国际水平发展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利用收购的方式对造船业进行整合,现代重工成为造船业又一大财团。企业集团并购体现了产业链的整合和优化。

第三,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以产业升级带动贸易转型。90年代后期,韩国确立了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发展方向,以大型集团企业为中心进行产业结构组织升级。大型跨国财团的运营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广泛的跨国技术、研发合作,保证了韩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优势,更有助于提高参与全球分工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高。21世纪,面临着新的发展与竞争要求,韩国推出一系列新振兴计划,用于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重点扶持精密化学、精密机械、计算机、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韩国正处于引进或吸收改良阶段的产业,促成以上产业成为韩国最大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大环境下,韩国将自身产业定义为全球产业分工整合者,朝着动态性、差异性、全球化以及软性产业为骨干的方向发展。

第四,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建立自主品牌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韩国进一步实施“科技立国”战略,促使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主导产业。三星集团最初为苹果手机提供手机应用处理器和手机同步存储器;根据IDC市场研究公司的报告,2012年第三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达31.3%,出货量超过苹果的两倍,实现了产业链某一环节零部件生产向全产业链延长的升级和转型。韩国将技术引进和自主技术开发,在部分领域快速形成自身优势,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以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作为本国产业升级的基本内核,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为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推出品牌差异化策略。

最后,对“夕阳产业”对外转移并加以政府指导。80年代起,韩国面临廉价劳动力供给不足,出口加工贸易逐渐失去竞争优势,韩国企业也开始向国外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委托加工,对外设厂。在煤炭、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和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政府加强指导,实现“夕阳产业”的有序退出。

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上的政策作为,为我国外贸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我国如何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具有启示意义。这包括:第一,培育和打造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及本土企业,完成从低端参与型到自主主导型贸易的转变;第二,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出口产业,一方面推动其向产品链研发、设计和销售等高利润环节发展,另一方面要鼓励其海外转移和有步骤的退出;第三,中国外贸企业转型经营自有品牌,重视产品差异化和产品创新,社会和政府应当为这些先进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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